讀完嚴歌苓具有擴張力的小說《小姨多鶴》，掩卷長嘆，很久都回不過神來。這部帶着真實生活邏輯，以寬闊精到的視野和生動形象的語言，描寫抗戰末期，東北張家將日本遺孤，十六歲的少女竹內多鶴買來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演繹了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歡與共，愛恨糾葛的故事。讀後，令人深刻體會到戰爭殘酷給人類帶來的痛恨情仇，給人性帶來的扭曲與悲哀，給無常之生命帶來難以承受的煎熬與恐懼！

　這是戰爭釀成的人間悲劇。小說開篇，以序的形式交代了大時代背景，宛如一首協奏曲的前奏響了起來，但這段前奏卻顯得異常悲愴與恐怖，其處境彷佛置身於「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抗戰末期，日本投降了，在東北複製的六個日本村子的狼煙瀰漫開來，村中剩下的女人們把自己的孩子召喚回家。村長說，他為大家選擇一條撒離「滿洲國」最尊嚴、最不痛苦的，對於女人是捍衛貞節的唯一路徑。其實，他們已經決定由一個槍法很準的元老下手，把大家殺掉……這個背景描寫，畫面如此血腥殘酷，慘絕人寰，如魔鬼般的村長們獠犽兇狠，讓人毛骨悚然。對日本軍國主義喪盡天良的獸性行動，讓我憤怒不已，仇恨的火焰剎那間在胸中燃燒起來了……小說女主角多鶴是戰爭受害者，是這出人間悲劇中僅剩下的極少數生命中的一個。

　多鶴是人間悲劇中的一個符號。在這裏，我們拋開民族仇恨，單從人性的角度來說，一個十六歲被賣過來給張家當作傳宗接代的「子宮」，是一件多麼悲慘的事情啊！她經歷過全家被炸死，村民被強行殺戮，屍骸遍地，血染山林。昏睡醒來後，看見陌生屍體就在身邊的恐怖場面，她的這些經歷，會給她帶來怎麼樣的驚愕與恐懼呀！我想，她在那個兇惡陰毒的世界上，在武力的威懾之下，被捆綁在黑暗麻袋裏那種非人的生不如死的痛苦感受，又是何等的無奈啊！只要自己能夠活得下去，保住性命也許就是她最大的唯一願望。作家讓這個命運多舛的人，在遇上張家後，使她悲慘的生命有了一點希望。儘管她無根無籍，不妻不母，但她知道生了小孩，小孩就是與她有血緣的親人，就能夠把生命嵌入彼此的心靈世界裏，感應靈魂的溫度。所以，她從不在意命運安排，從不在意世間的一切事物對自己的傷害。在與張儉共同孕育了三個生命之後，也曾體驗過真愛的滋味，頗似傳統社會先親情後愛情模式。可是，最終還是在各種壓力下無奈地關上了愛與被愛的大門。多鶴沒有錯，錯的是時代，是戰爭，是人性的惡！同時，作家通過這個故事，披露了中國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觀念，對人們的影響與羈絆。人們生兒育女，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傳宗接代，根本沒有新時代的生存觀念與法則，這是對中國傳統觀念以及對人性的最大拷問！

　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演繹着那個時代的生活哲學。張儉和朱小環、多鶴同住一個屋簷下，被命運的繩索緊緊拴在一起。他們從陌生，到熟悉，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再到彼此相互扶持，同甘共苦，最後陷入了愛與被愛的漩渦之中……他們經歷過辛酸、愁怨、苦厄與悲痛！張儉駱駝般的眼睛，不加言辭的形象，刻意強化了生活的沉重效果，讓讀者感受到生命中任何難以想像、難以割捨、難以忍受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他判刑後，這兩個女人雖不像男人一般頂天立地，大義凜然，但她們有維護一個家庭的力量，無論時代如何動盪，她們都秉承着活下去的信念。由於無力回天的命運和對命運的抗爭或妥協的生活哲學，讓她們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困境，都從不會放棄。朱小環沒有了生育能力，但她是個活潑開朗、熱愛生活卻又富含生活智慧的女人，以樂觀的心態面對現實世界的一切，敢於打破生活的堅冰。她一手牽着重壓下背負家庭責任的丈夫，一手牽着在政治、民族和生活重壓之下的多鶴。同時還庇蔭着三個不是自己親生的，而屬於丈夫血緣關係的孩子。如果說，多鶴代表了日本女性的堅持與容忍，朱小環就代表了中國底層社會女性的豁達與通融。她不是配角，與多鶴一起，在命運掀起來的浪潮中掙紮地活着，她們一起走過人生旅途的每一個瞬間，在生命海洋里糾纏扶持，共同面對時代的狂暴。作家通過對這段歷史以及社會底層人物的生存環境、生存空間的深度剖析，讓小說里每個人都鐫刻下了時代的烙印，留下給我們的不僅是仇恨、傷痛與憤慨，而更多的是對人類社會和戰爭引發的災難的深刻反省與反思。

　小說的語言生動形象，富有表現力。嚴歌苓駕馭語言的功力深厚，字裏行間不僅充滿着具有獨特個性氣質的魅力，也彰顯了作家對人物、事物內在本質的透徹理解和認知。因此，她安排的故事，運用敘事性、描述性語言表達情感與物質差異的變化時，特別注意形象的比喻與個性化體驗，在多維的空間裏讓表達的事物顯得繪聲繪色，惟妙惟肖。譬如她寫道：「十點的太陽還在東邊，拆去煙囪的牆留下個圓窟窿，從那裏進來的太陽成了一根亮晃晃的柱子，落在地上，亮晃晃的，成了地上的月亮」。「像一頭駱駝走了斷水缺糧、荒無人煙的幾十天路，兩隻眼睛成了兩片小沙漠。」多麼有詩意的描寫呀！有時候，她又以含蓄蘊藉，含而深刻，含而不露的弦外之音，在真情流露出來的同時，用一種新的形象來表達事物或人物特性。又譬如她寫道：「她正在玩一杆看不見的秤，秤砣、秤盤是二孩的兩個女人」。「她懷裏的孩子尖厲地哭喊，她大張的兩眼看上去是靈魂出竅後留下的空洞。」「這時，二孩媽的理解力終於從一大堆新詞裏掙紮出來。」「丫頭好奇起來，眼睛完全綻開，從二孩那裏來的駱駝眼睫毛就成了黑色的花蕊。」「這是個容不得蹊蹺的大時代。」「多鶴把眼睛一閉，拉長聲調的小火車就是她童年世界裏的聲音了」等等。總之，作家做到了敘事時語言乾淨利落，曉白通暢；抒情時直指了當，不拐彎抹角，酣暢淋漓；議論時不帶泥帶水，揭示事物本質，增強批判性和說服力，並體現了對事物議論的廣度與深度。

　小說的後部分，作家選擇在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來訪中國的節點上，安排他的私人護士，在抗戰未期日本人自我殺戳中被多鶴奮力相救的伊滕久美，通過外交途徑，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自己救命恩人竹內多鶴……最後，作家通過「尾聲」的描寫，不少戰後遺孤或遺留子女向政府請願，要求得到和日本公民的平等權利，因為他們悲慘的人生經歷，是由戰爭造成的。是呀！戰爭是死神的盛宴，戰爭是人類相互殺戮的溫床。如古羅馬詩人、批評家賀拉斯說的：所有母親都憎恨戰爭！我們必須對侵略戰爭予以譴責！「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兩國人民期待未來之世界，是永恆之和平世界，表達了人類渴求和平的重要性及其深遠意義。（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