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子煜

    早在2024年，夏寶龍主任已清晰指出「香港由治及興的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要求香港各界「突破自我，大膽創新」，而愛國的治港者團隊毫無疑問是當家人、第一責任人。此後，夏主任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前，又要求特區政府「勇於改革、不斷創新」，亦要「敢於破局」。各個諮詢委員會和法定組織都為政策建言獻策、行使具體公共行政職權的角色，從廣義上理應被視為「治港者」行列之內。然則，部分諮詢委員會和法定組織雖然成立多年並獲得政府大量資源支持，但表現卻缺乏創新，墨守成規。良好管治必須強調成效，政府需確保相關組織提交績效，並及時評估其表現。

    決策欠科學造成政策偏移

    以成立於1987年的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為例。委員會每年收取政府逾三千萬撥款，專責向政府就本港各項有關煙草之問題，擔當主導角色提供意見。然而，近年委員會的工作成效，都可謂乏善可陳，更屢次出現反效果。多年來，委員會對於在政策上降低吸煙率的提議十年如一，不斷重複提議上調煙草稅，經過不懈努力，成功促使過去兩年煙草稅大幅增加三成，同時卻導致非法私煙肆意橫行，庫房煙草稅收入「因加得減」損失52億元。儘管如此，吸煙率的下降進度沒有顯著改善，只是按過往趨勢正常緩減，近兩年內，吸煙人口僅減少了約4000人。投入52億元資金，僅減少4000名吸煙者，顯然成本效益低下。儘管非法私煙泛濫導致庫房煙草稅收入大幅下降，但委員會今年仍要求政府按高於通脹的幅度增加煙草稅，此舉令人不解。

    委員會連年倡議增加煙草稅理據來源，往往是引述澳洲和其他連年加煙稅來控制吸煙率的地區，但若有深入研究相關案例，就知道這項倡議是飲鴆止渴。澳洲稅務部門的文件顯示，儘管煙草稅大幅增加，但稅收卻從2019/20年度的160億澳元下跌到2023/24年的98億澳元，四年內下跌近四成，情況與香港非常相似。根據澳洲健康與福利研究所 （AIHW）的數據，自2019年以來民眾使用走私的無品牌煙草人數不斷增加，到目前接近四分之一。

    在龐大的利益誘使下，當地犯罪組織為爭奪私煙市場，不擇手段恐嚇合法零售商，甚至毀壞店舖、縱火，嚴重影響治安。由此可見，欠缺科學性的煙草稅措施會對社會產生嚴重負面影響，香港應引以為戒。非法私煙門庭若市，澳洲當地自由黨的議員沃倫恩奇（Warren Entsch）提出降低煙草稅來打破非法私煙的商業模式，香港自由黨的議員早前也有類似倡議。自由黨指出，若將煙草稅調回加稅前水平，庫房可增收約30億元稅款，但政府尚未採取相關改革措施。

    思維欠宏觀引致負面效果

    今年在兩會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點出香港要「深化國際交往合作」，而目前的控煙政策與這個目標有背道而馳之嫌，幾位港區政協委員討論了針對控煙政策的疑問。2022年，國家煙草專賣局公告《電子煙管理辦法》，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新型煙草產品交易平台，並嚴格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產品，但並非一刀切禁使用或管有。國家成功加強對新型煙草製品的監管，推動產業治理法治化和規範化。

    至於本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近期提出要全面禁止新型煙草產品，禁止一切使用或管有，與國家的做法南轅北轍。誠然，吸煙無益，控煙是應有之義。調查顯示，75%訪港內地旅行社認為收緊控煙政策將降低遊客來港意願，商界人士亦擔憂此舉影響外地經貿夥伴對港興趣，不利於深化國際交流合作。對於這些另類煙草產品，香港需要「敢於破局」，借鑒賭博活動規管方法可行。此類煙草產品的使用在內地及鄰近地區越來越常見，走私等情況禁之不絕，與其任由非法市場繼續坐大，另一個值得考慮的合理方案，是如同將籃球博彩納入規管一樣，正視非法問題，然後為旅客及市民提供合法渠道，避免他們流向非法市場。政府應在嚴格監管框架下控制另類煙草產品對市民的影響，例如考慮容許旅客及市民自我申報，為自用的另類煙草產品報關打稅。

    上文雖有頗大的篇幅提及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然而我的出發點，從不是為了針對單一機構，而是要見微知著，從錯處中反思出破局之法。要實現無煙香港的願景，真正有效的解困之道是要協助政府開拓視野、考慮更多元化的因素，作出合適的決策，而非糾纏於多少講座、多少宣傳廣告，停留在空中樓閣。

    各個諮詢委員會應提升政策研究能力，以「數據為本」、「科學為本」的原則為政府建言獻策。除了委託研究和調查機構進行的量性研究以外，必須加強質性研究工作，比如邀請資深煙民分享他們吸煙的原因和考慮，從中總結出鼓勵他們戒煙的實際經驗。各個諮詢委員會亦要加強與來自不同專業背景人士的交流，避免跌入同溫層陷阱。各政策領域的委員會應積極推動成員進行實地考察，深入了解其研究和參考的其他地區案例。在評估實際情況和成果時，需具備宏觀國際視野，準確吸收其他地區經驗並形成建議，避免僅依「預設立場」選擇支持心目中答案的例子。（中通社資料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