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進入新冠大流行的模式將近兩年，新冠病毒依舊不斷變異並且持續蔓延，各國之間仍處於半開放半封閉狀態，民眾日常佩戴口罩測量體溫和社區間歇性的封鎖隔離成為了新的社會常態。此次疫情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發酵，原來不明顯或被掩蓋的問題逐漸顯露。從當前時間節點看，無論疫情會否消失，每個人都應提起警覺總結經驗，如何在社會開放和疫情防疫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降低疫情帶來的影響、如何提前研判疫情未來走勢、如何應對未來潛在的公共衛生危機、如何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新冠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但我們對這種社會形態的變化的理解也才剛剛開始。

　一、回顧兩年抗疫之路：中國控制了病毒的傳播但同時付出巨大的代價

　在疫情之初，中國動用舉國之力採取檢測、篩查、隔離、封閉等有效的行政防疫措施，將首先在武漢發現的疫情控制，並對包括武漢在內的湖北多個城市進行封城管理，通過物理隔離限制了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全國345支國家醫療隊、4.26萬名醫護人員馳援湖北，應急建設了對應醫院和方艙醫院，將新冠患者與其他患者隔離開。此外，全國各地受確診及關聯病例影響的省份和城市也陸續採取封城措施和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疫情暴發時正值春節休假期，工人們尚未復工，學生們尚未複課，全民宅居配合抗疫政策。得益於全國自上而下統籌和全國人民的自覺配合，封閉管理的決策才能順利執行，中國用了50多天的時間將疫情控制。據國際學術期刊《Science》當時的研究報道，武漢封城使武漢周邊的全國71萬餘人免於感染新冠，使潛在的感染人數減少了96%，使新冠病毒延緩2.91天才蔓延到其他城市。

　為了控制病毒的傳播，中國實行的嚴苛封城隔離措施同時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的經濟損失。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國中小企業生產總值佔國內GDP的60%-70%，創造了80%的就業崗位。疫情困局下，它們首當其衝，承受疫情的經濟代價。在九月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裏面，刪除了每年一定會有的「工商登記註冊的民營企業」章節和「工商登記註冊的個體就業人數」章節，關於2020年通過工商登記註冊的民營企業和個體戶的總數以及就業人數等公開數據已經無處查詢。這幾個數據章節過去幾十年一直都存在，當官方數據不再披露而選擇直接刪除，資訊的缺失本身就是一種資訊，2020年疫情對中小企業帶來的嚴重性影響不言而喻。

　《中國統計年鑒2020》（上）與《中國統計年鑒2021》（下）第四部分目錄對比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全國防範疫情期間，中國服務業至少造成5000億以上的經濟損失。由於中美貿易摩擦等原因，經濟下行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疫情導致全國經濟雪上加霜。除了經濟，全社會停工停產，餐飲業、旅遊業等外出集會性質的服務性行業遭受重創，人們的行動自由受到嚴重限制，對外交流受到阻礙，舉國隔離的措施造成人們心理恐慌，正常的醫療服務受影響，需要做緊急手術的病人無法得到及時診治……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由於大家在疫情早期對病毒還不了解，短時間內並無對應的特效藥和治療手段，所以中國在疫情發生的早期果斷採取封閉式管理的做法，在較短時間內將病毒的危害降到最低，在一個階段中，是一種積極並可圈可點的方式。但社會是一個積極動態的系統，靠長期限制其流動性的方式來「躲避」病毒，對社會的正常運作具有極大損害。假使新冠疫情再持續一年，假使再有下一波公共衛生危機，經濟的損失會不可估量，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無法再次承擔這樣的重壓。顯然，靠封閉管理的措施並不是長久之計，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相關政策必須做出調整，常態化的疫情防控十分重要，這也是考驗一個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課題。

　儘管我們比其他國家更早發現新冠病毒，並公開了關於新冠病毒的系列科研成果；在兩周內確定其分類和相關性質；在不到一個月內成功分離病毒毒株；向全球公布病毒的基因序列，並開發出新冠病毒的檢測試劑盒；緊急啟動疫苗的研發；同時建立病毒感染的細胞模型；共用不同程度患者的診療方案；聯合科研機構搭建抗病毒藥物篩選平台，開展抗病毒藥物篩選等工作……為全球認識與研究病毒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在國際科學界應對全球疫情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然而，這些資訊並沒有被充分利用，各國在與病毒的賽跑中不但沒有贏下時間，也沒有找到科學的解決方案。面對疫情，科技再發達的國家也要依賴建立物理屏障與病毒隔離，這是自1346年鼠疫沿用至今的傳統防控措施，且無需過多技術含量。

　自2003年SARS疫情暴發以來，我們就已經對惡性冠狀病毒的危害有所認識。然而，從18年前的SARS疫情出現到現在，關於惡性冠狀病毒的研究時斷時續。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數據庫中，相比於2004年的1007篇冠狀病毒研究論文，2011年僅有594篇。我們對冠狀病毒的認識仍存在大量缺口，只有理解了基本的科學問題，才能制定出對付新冠病毒的科學策略。

　迄今為止，仍沒有一款嚴格意義上的能特異性治療冠狀病毒的藥物入市。在SARS疫情期間，一些科學家曾揚言某些藥物能抵抗SARS，但在疫情消退同時這類研究也褪去了熱度。如果當初對惡性冠狀病毒的持續研究能夠堅持，那麼在新型冠狀病毒再度來襲之際，就可以有充分的準備，就可以降低甚至避免因物理隔離政策而承擔巨大的風險和付出的經濟代價。正是這次疫情暴露了我們在公共衛生體系上的短板。

　儘管曾經曆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但我們並沒有完善的總結經驗，也沒有汲取當年教訓。疫情拖得越久，按照目前的狀態，中國想要重新恢復與世界的關係的難度就越大，不太樂觀的勢頭已經顯現。

　二、當前全球的抗疫情況：各國各自為戰，鼓勵全民接種疫苗

　2020年3月，當國內的疫情逐漸趨於平穩時，海外其他國家相繼出現病例。無論是經濟發達地區抑或經濟不發達地區，對新冠病毒的態度從暴發之初至今都是「與病毒共存，各自為戰」，而封國封城是逼不得已的方式。眼下，研究證實新冠病毒無法被消滅，各國寄希望於通過群體免疫實現社會秩序的正常恢復，這需要55-80%的全國人口通過感染或借助疫苗形成足夠的群體免疫。接種疫苗成為大家公認的改善疫情最佳方法。因此，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疫苗攻堅戰正式打響。為了證明國家實力，各國各自為戰研發新冠疫苗，並積極鼓勵全民接種。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已有十多款新冠疫苗相繼問世，其中中國自主研發並獲批上市的新冠疫苗有四款。新冠疫苗的研發是為了守護民眾的健康，然而疫苗距離能夠得到臨床實踐證明，且能夠量產並安全應用到全民身上有非常長的路要走。現有可接種的新冠疫苗大多是針對原始新冠病毒毒株研發的，沒經過完整的臨床試驗就進行量產，由於研發時間及驗證周期太短，導致疫苗在全球大範圍發生突破性感染。疫苗接種後個體存在差異會有一定比例的人群產生異常反應，重者甚至死亡。從歷史上看，還沒有人能夠在一個不科學的周期內為超過幾億人的國家成功製備適時、特異性的疫苗。

　中國新冠疫苗不屬於一類疫苗，依法不得進行強制接種。因此，接種疫苗以鼓勵自願為原則。只要病毒不斷變異，就需要不斷研發新的「新冠疫苗加強針」。隨着疫苗第三針的全面推廣、60歲以上老人、3至11歲兒童新冠疫苗的接種工作得以全面展開，政府對接種疫苗的標準從提升疫苗的有效性轉為變相追求疫苗的覆蓋率及降低患者的重症率。現階段群眾接種疫苗後並沒有相關機構公開對接種者進行中和抗體水準的跟蹤檢測公告，公眾接種疫苗後體內到底有多少抗體無從知曉。疫苗接種後的不良反應監測情況自5月公布後就再無公布。不斷有報道指出，如今發現的新冠肺炎患者中，接種疫苗者佔多數。截止到2021年11月20日，中國疫苗接種已經覆蓋12.25億人，完成全程接種10.76億人，人群覆蓋率分別達到86.9%和76.3%。理論上我國疫苗接種的覆蓋程度已達到80%的群體免疫標準。而所謂的群體免疫嚴格屏障是否建立起來呢？若疫苗真的能實現群體免疫，為何現有的病例發現後還要強制實行嚴格的封鎖隔離這一物理措施？若疫苗真的能降低死亡率，為何即便在疫苗已高度普及的西方發達國家，現有的死亡人數甚至比去年沒有接種疫苗時還要高？一旦不成熟甚至危險的技術投入使用，整個國家都在大型社會實驗中充當豚鼠，民眾會對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產生疑問也不足為奇。

　新冠病毒是一種在傳播中不斷變異的病毒，對待病毒必須用最嚴謹科學的態度。過去幾個月中，全球各技術路線的疫苗對新冠病毒變異株保護效力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縱觀全球，持續兩年的疫情囿於各國開展隔離防疫措施，仍有很多真相至今未解開：溯源、零號病人等等。全球社會始終要開放，不可能靠各國自己把「病毒悶死」。所以，固步自封各自為戰是無法消滅病毒，社會也無法恢復正常，全球公共衛生體系必須開放合作，疫苗不應該成為社會穩定的安慰劑。

　三、疫情不僅是公共健康危機，還給社會和經濟帶來了挑戰

　疫情已經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影響，不僅各國的公共衛生體系遭遇挑戰，全球民眾都處在疫情影響中，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個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更多是病毒背後的社會和經濟導致的大環境變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像塊試金石，各國之間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道德利益深度糾葛，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1、被政治綁架的病毒：

　關於新冠，本是科學的事情在政治操弄之下卻變成了政治問題。各國的抗疫表現背後更多是對政治立場與政治價值觀的捍衛。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將許多抗疫物資貼上戰略性物資和涉及國家安全的標籤，施行超級民族主義；疫苗接種階段，各國以本國優先原則大量囤積疫苗，導致國內疫苗過剩而其他國家無法獲得疫苗；新冠溯源問題至今仍成謎，並且成為了政客們鞏固政治權力和政權的工具；國家外交隔空論戰，各國政府間針鋒對立……儘管科學高於政治，但是政治可以干預科學，專業理性的聲音遭到打壓，種族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的偏見被持續放大，無論是政府還是科學家的權威性和信服力都大大下降。

　結合現代的歷史、經濟、文化、社會，深入對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進行探究，當今世界的全球化體系實際是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將西方制度和觀念向外輸出的「全球化」。全球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方所制定的世界秩序和規則。部分西方國家甚至讓黨派利益凌駕於民眾利益之上，置普通民眾的生命健康於不顧。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兩黨在疫苗接種問題上處於對立狀態。民主黨實施口罩強制令，共和黨議員聯合發起動議；民主黨推行強制疫苗接種政策，共和黨議員提出禁止強制接種疫苗；兩黨政客圍繞核酸檢測標準、口罩、復工、醫療物資、救助法案條款等頻繁展開拉鋸戰，導致延遲抗疫措施的實施，司法體系和民意逐漸成黨派競爭工具。

　為了轉移國內抗疫的壓力，美國將矛頭直指中國，把中國塑造成外部威脅來整合國內利益，在危機面前有意放任輿論，有針對性地進行污名化傳播，不僅擾亂正常的國際資訊流通機制，而且嚴重損害全球合作。初期美國紐約時報將中國封城抗疫的措施指責為無視民眾生活需要、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將意大利封城表述為犧牲國內經濟而顧全民眾生命健康的舉措。儘管中澳之間存在商貿往來合作，但澳大利亞近年來在許多涉及地緣政治、國際治理及國家安全等敏感性問題上，幾乎都站在中國的對立面。此次疫情，澳大利亞與美國、法國、德國、新西蘭等盟友脫離WHO並展開針對中國的「國際調查」。中美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當前形勢下，抗疫本應是以中美為首的全球合作，但卻成了中美政治摩擦的衝突「戰場」。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全球社會通過國際協作在應對危機方面做出過諸多努力貢獻。但是新冠疫情暴發之後，國際集體行動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地緣政治與新冠疫情增加當今世界格局的變數。全球逐漸呈現不同階級意識與立場相對立的情況，在政治格局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轉變，多邊主義向單邊主義靠近。科學民族主義、疫苗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地緣孤立主義等開始橫行，趨於全球各政治階級勢力的利益會重新分配，短期內國家之間的政治邊界愈發清晰。這種政治局勢的轉變是長期存在的，疫情作為推助器，把這個世界割裂的冰山一角放得更大。

　在政治格局不斷變革的當今世界，無論在哪個國家、哪種文化背景下，任何抗疫措施都要付出巨大經濟代價。新冠疫情使世界經濟陷入危機，各國之間經濟和資本體系均受到了巨大影響。

　2、被資本綁架的病毒：

　疫情大規模蔓延導致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面臨重塑，美國等發達國家都面臨製造業空心化的問題，直接導致美國製造業萎縮，美國非農就業人口中從事製造業的比例從1980年的20.5%下降到2020年的8.6%。為此，不少國家鼓吹境外製造產業回遷國內，法國表示要「取回民生醫療行業控制權」；美國報銷從中國遷回美國本土所產生的所有支出；我國華東地區7%的日資製造企業計劃回遷日本，1%-2%有意遷至東南亞。

　主權發達國家與跨國資本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主權國家與跨國資本是一個共生利益關係，跨國資本需要實現全球逐利，主權發達國家想要發展經濟，同時希望保留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優勢。美國華爾街將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當作服務於其核心利益的工具，凌駕在美國之上而並不歸屬於美國政府。為了應對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華爾街通過美聯儲控制著華爾街各大金融市場，對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進行全面干預，直接左右政府的決定。美國推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導致資本市場裏各種資產價格普漲。美國勞工部發布的最新通脹數據顯示，2021年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連續17個月上漲，同比上漲6.2%，創造了1990年以來最快的同比漲幅。美國勞工統計局統計2021年1月1日收入150000美元的人現在需要收入157300美元才能擁有相同的購買力，但美國平均加薪僅3%，漲薪幅度未達預期。

　不同的社會階層面對個人健康和個人自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中上階層有著良好的社會保障，遵循嚴格的保護措施，安於居家工作；中等階層公共僱員、企業白領在維持薪資和保護健康之間作出抉擇；而成千上萬艱難求生的底層勞動者不得不面對低收入高危險的工作環境，以至出現今年春季的「離職潮」。據美國勞工部最新數據顯示，自2021年4月以來，所有離職的工人已經超過2400萬，記錄的職位空缺數量已連續四個月超過1000萬。由於持續的供應鏈混亂和勞動力短缺，通脹壓力擴大到住房和能源等類別，貧富兩極分化會愈加嚴重。

　公共衛生是一個社會系統，或多或少和政治經濟、政府執行力有關。在各廠商研發的新冠疫苗/新冠特效藥尚處於臨床試驗甚至剛發表研究成果的階段，其安全性還有待評估時，一張被資本編織的無形大網已經布下。新冠病毒在不斷變異之下橫掃全球，新冠疫苗已經成為近兩年醫藥行業新的「財富神話」。從國家衛健委統計數據看，截至10月底，中國國內已經接種22.6億劑疫苗，同時為100多個國家提供了15億劑疫苗，總量已經接近38億劑。按照單劑60元到90元計算，總市場規模已超2000億元。這還只是基礎針的份額，未來加強針的市場規模預計在642億到963億元之間。輝瑞2021年的第三季度報顯示，新冠疫苗已為其營收貢獻了240多億美元，該公司預計到年底僅憑此項可收入360億美元。而在此之前，即便是多次蟬聯全球藥王寶座的艾伯維公司旗下的阿達木單抗（修美樂），其年銷售額也只在200億美元。

　新冠疫情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帶來巨大創傷，經濟緊縮幅度更甚於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時期。除了造成全球債務水準的攀升外，也提高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債務風險，造成更不公平的社會分配。一些國家執政黨和政府考慮經濟復蘇的方案時，往往偏向大企業、精英權貴和資本階層，從而忽視了中小型企業主、個體戶、工薪基層、草根階層以及失業人員。「後」疫情時期，經濟結構的差異性直接影響各國經濟復蘇所需的時間，甚至會進一步加劇貿易保護主義與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全球要實現經濟復蘇，各國的經濟體系都面臨重大規劃挑戰，涉及公共衛生、債務管理、預算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等方面，並由公共需求支持的經濟復蘇逐步過渡到由私人需求主導，才能實現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經濟屬性影響文化屬性，間接影響著人類的不同價值追求。這次疫情之下，受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因素影響，顯示出了全球社會道德的複雜性。

　3、被道德綁架的病毒：

　我們生活在碎片化社會中，生活節奏的加快導致公眾普遍缺乏耐心。政府/管理機構的決策從敲定到執行必須花費一定時間，因為要考慮不同利益群體的相互衝突。然而公眾期望政策和措施能夠立竿見影，如果不見成效，會引發失望情緒。社交媒體與移動互聯網大大壓縮了人們接觸不同資訊的機會，形成了單向的資訊繭房。資訊氾濫讓資訊獲取更加容易，本應讓人們更加親近，但結果卻讓世界觀變得更窄，加劇了人群間的隔閡——既有的觀點不斷在眼前重複，不同繭房之間的壁壘日益變深。漸漸地，人們越來越不習慣和不同的觀點共存，開展建設性的公共討論能力迅速下降。這一觀點在此次疫情中尤為突出。國內外科學界均應該允許不同的聲音互相辯證，但國內幾乎很少有雙方對立觀點公開討論。一旦呈現公共事件的對立觀點，引來的是某一方脫離觀點本身的情緒宣洩，把對方某句激進的言論放大引導公眾對其進行陣營劃分。發表自己的看法無可厚非，持相反觀點能夠對彼此有更深入的理解。公民社會應該允許多種聲音的存在，需要真理的聲音，科學不等於資訊，科學只是一個工具，需要我們獨立思考。如果發表觀點只為了吵贏別人，增加他人判斷資訊的成本，對理解事件並沒有任何幫助。不少學者和研究人員對於國外的社會、文化、科技、政治、經濟、外交甚至國外的政客們分析頭頭是道，一旦涉及本國的相關決策，存在較為嚴重的反應滯後與拘謹問題，甚至選擇忽視。研究表明，中國社科學者對國家重大議題的深入研究進程，比國家政策、戰略動態、重大走向大約晚 1-2 年。以自2013年秋季提出的「一帶一路」政策為例，自提出至今，在中國知網上搜索關於「一帶一路」為篇名的政策研究文章共有11.6245萬篇，其中78% 都是 2017 年以後發表的。在「一帶一路」提出的最初一年半（即2013-2014年）只有837篇政策研究文章，對於該政策的長篇探討幾乎沒有。這一點，尤其不利於一個社會健康有序地持續發展。

　東方社會傾向把長遠利益放在首位。東方儒家精神強調的價值觀是權威、等級制度、個人權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避免正面衝突；總的說來，國家高於社會，社會高於個人。這與西方社會的信念形成強烈對比，西方社會傾向集中眼前利益。西方社會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總的說來，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贊成制衡、鼓勵競爭。面對危機，東西方社會和文化方面有不同的標準和底線，這也決定了雙方社會對疫情影響的承受能力的差異性。無論是否情願，我們所有人都捲進了應對疫情的道德選擇當中——最大限度的實現集體的共同利益。個人自由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會受到限制，個人的利益必須優先符合大眾的利益，比如按要求隔離、通報個人行蹤、禁止聚集性活動等等。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大眾必須遵守法律、遵守社會公德。因為我們的家人、朋友都可能成為傳染源和易感人群；我們參與的社會活動、所處的公共環境都可能成為傳染媒介。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傳染病都會出現的規律——尋找替罪羊。這些人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將責任歸咎於其他人，將道德作為牟利的工具，站在道德制高點約束或攻擊別人並左右其行為。道德沒有強制執行性，強迫他人做「有道德」的事情本身就是反道德。政治正確、道德綁架歸根結底是個人優越感的體現，個人英雄化和捨己為人的方式並不值得提倡，為了獲得優越感而進行自我感動不過是裝飾自己的善意而非真心的表達善意。不要在疫情喧囂中忘記思考，疫情終歸靠科學去解決而不是靠煽情感性就能找到辦法。

　疫情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愈發緊縮的言論空間，愈發高壓的道德環境，不斷人為製造的恐懼、慌張等情緒。病患是受害者，亦為社會的弱者，需要更多的同情與關懷。報告感染者軌跡資訊應嚴禁將傳播力較強的感染者冠以「毒瘤」等稱號；儘量避免「因為一個人，半個中國停下來」等帶有輿論導向的標題；務必降低感染者的病恥感和隱私曝光的擔憂……當今文明已經不再是十八、十九世紀時期的文明。

　疫情暴發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上的負面影響，加劇了社會內部的潛在動盪風險，激化了社群內部各階級或立場不一的人群之間的矛盾，不僅對全球各地域社群間多元文化的交流造成重大影響，而且還存在着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的可能性。

　四、新冠不是一個簡單的病毒，如此下去我們很難持續承擔下一波壓力　

　意外衝擊頻仍，必須未雨綢繆。縱然如美國紐約、中國武漢這樣的醫療強市，無論是床位數、醫務人員數還是三甲醫院數，都居於國內前茅，也很難應付疫情擴散之後的醫療資源大擠兌。再強的醫療資源在已經失控的局面上都無濟於事。病毒不僅是病理學的範疇，還是公共衛生的範疇，同時也上升到政治、經濟及社會層面。無論發達與否，對大災難的應對機制不健全、公共衛生政策的不完善、物資籌備能力的不足、對事實判斷的不客觀等，都是本次疫情顯而易見的問題。我們一定要用科學的態度來面對新冠疫情，總結經驗不是為了推卸責任，也不是為了等到危害再次發生時有及時補救的方案，而是要從源頭就避免上述問題的發生，與其亡羊補牢，不如防患於未然。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世界已過去整整一年的時間裏，其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倘若在此基礎上再持續多一年，其民生後果會不堪設想。當多數人的生活都遭受影響，比起需要耗費時間、經濟等代價通過隔離起來躲避病毒，如何努力在這個社會生存下去才是大多數人的首要選擇，尤其是在國家發展「紅利」處於一個轉折期的階段……

　新冠病毒原本的傳播率與致死率就已呈雙重上升的態勢，加上毒株變異的程度愈發得劇烈，傳播率上升而致死率下降的病毒感染規律恐會被打破。即使不會被打破，現有疫苗突破性感染的現象頻現，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極有可能成為如流感一般的傳染性疾病，具有季節性發病的特徵。新冠病毒將長期與人類共存，公共衛生危機會常態化，上述分析的人類社會各種潛在風險將伴隨公共衛生危機的常態化而始終存在，且風險暴發的概率始終維持在高位區間。

　新冠病毒加速了業已發生的許多變化，誰都無法置身事外。在未來，面對疫情的可能的「長期化」，全球各國務必要加強全球防疫體系「常規化」。科學的問題交由科學來解決，各國都必須要重視以及警惕。時至今日，要想快速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感染者仍是當前疫情的最大群體，因此必須要研發能預防新冠病毒及其變異毒株和治療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的新冠特效藥。新冠特效藥的作用遠不止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秩序那麼簡單，而是為了防止疫情如流感一般具有極高的復發概率，並在感染初期將其控制。抗疫是全社會的責任，新藥設計需要為全球的臨床和患者考慮，開發安全性高成本低使用方便的藥物劑型，可以更好幫助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群體。

　單個國家抗疫成功不代表全球抗疫成功，疫情面前，沒有一個國家能獨善其身。對此，全球應鼓勵科技開放，共同合作。我國更要充分調動科研力量，積極鼓勵自主研發，對民營、私營企業在內的社會力量參與科技抗疫給予應有的重視，不應設置壁壘。而應該減少社會內耗，以最小的經濟擾動、最審慎的措施、最積極的態度，把持疫情與正常社會生活之間的平衡。此次新冠疫情既是危機，也是機遇，我們應該抓住這次機會重新構築這個和平的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健康、更有韌性。（盛普健康與環境戰略發展研究室《IDDNU》）

　相關延伸：

　[1]疫情面前，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一）健康篇

　https://www.suntrap.com/newsinfo/459064.html?templateId=174030

　[2]疫情面前，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二）環境篇

　https://www.suntrap.com/newsinfo/489428.html?templateId=174030